年筹集1000亿美元（6660亿人民币）帮助贫困国家处理气候影响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一位联合国官员表示这个目标“具有挑战性，但是切实可行的”。
气候融资高级顾问告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采用新的税收制度，加强国际合作以及将碳底价限定为25美元1吨，。
去年十二月，发达国家承诺从2020年开始，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以资助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适应和减排工作。过去10个月里，由埃塞俄比亚和挪威的总理主持的，包括了尼古拉斯·斯特恩和乔治·索罗斯在内21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已经着手研究可行的机制将此承诺付诸实践。
今天，该委员会发布了其最终商讨成果，建议包括征收外汇交易税，依此每年可筹集20-270亿美元；以及航运航空税，每年可筹集10亿美元。
委员会还表示碳定价——无论是通过直接征收碳税或通过碳管制与交易制度 ——只要能稳定在20-25美元，将能有助于筹集300亿美元。而各国政府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则可省下30-80亿美元。
专家顾问总结说要取得这一成果以及实现国内减排承诺，还需要大幅增加来自私营领域的投入，并且引入碳定价机制。
这一报告得到了众多绿色环保组织的支持，他们相信报告会推动在本月底墨西哥坎昆举行的气候变化峰会上签署财政协议。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倡议的领袖Gordon Shepherd说：“联合国最高秘书处已经公布了他们的财政机制。现在我们期待政府能出台他们的政治机制，使资金能真正流动起来。”
乔纳森·波里特是英国环保专家、作家、前政府顾问，现任英国建筑公司Willmott Dixon的非执行董事。就绿化建筑产业的发展潜力问题，我对他进行了采访。
奥：建筑产业的能源使用量占了总能源使用量的三分之一。你认为该产业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吗？
乔：首先我们要了解“可持续”的定义。在碳、水、废物及建筑材料方面，建筑产业完全可以在未来几年内实现可持续的建筑。我们在英国还有一个目标，就是2018年实现非住宅建筑的零碳排放。
同时其他地方的做法也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激励。在德国等国家，我们已经开始看到“碳益”建筑，而相关的目标还一直在升高。许多公司现在正承诺类似“无废物运往堆填区”策略，参与到非常重要的废物最少化项目中来。价值观极度保守，长期受创新赤字的困扰。所以依靠各种法律干预作为主要发展推动力也就不足为奇了：包括楼房标准、健康和安全的各种规范等等。
英国要求大量建筑商在2016年实现住房建筑零碳排放，这比任何单项政策都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除了这种立法干预，就得依靠自愿评估体系，如美国的LEED和英国的BREEAM。这些针对可持续建筑的规定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开始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奥：目前在中国以至全球都已经有了足够多的绿色建筑技术的展示，那么如何才能进入大规模推广的阶段？我们准备好了吗？
乔：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没有任何理由不大规模推广可持续技术，不论是在新建筑还是老建筑。这方面并没有任何不能克服的技术壁垒。但是投资者并没有投入资金，政府也没有给低碳发展创造一个有实际优先的市场环境。不是指少数的地标建筑，而是那些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建造的主流建筑。
问题在于，如果不制定一个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定价（即全球每个国家排放每吨二氧化碳的价格），这一推广将继续止步不前。政府明白这是必须及时采取的行动，但仍然顽固地不愿采取进一步措施。
奥：许多全球的建筑设计公司正试图进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建筑领域。你如何能确认这一领域事实上能带来福利，而不仅仅是公关和展示工程。
乔：很多如今的“可持续工程秀”，实际是为了追求业界声望和打造建筑地标。对于那些建筑师和相关方以及所在城市的知名度自然颇有益处，抓住媒体头条和人们的眼球也无可厚非。然而这并不是这类建筑的意义所在。真正重要的在于这一建筑的可复制和可推广。这是面对这一挑战更脚踏实地的做法，也是未来成功的先决条件。铺天盖地的地标建筑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奥：在英国，推行有效的绿色建筑的立法非常困难。比如说，能源性能证书（一种销售房产强制要求的评估认证）遭到了巨大批评。你觉得其中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乔：问题在于，政府在推动绿色建筑议程的立场忽冷忽热，在这种摇摆中，他们卷入了许多不必要的政治和法规风险。只要看一下在全球针对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的争论就明白了。 很明显，教训在于透明和问责：这两项绝对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公共政策在实现短期政治权宜的同时，至少应该同样倾向于长期投资周期。这些教训很清楚：即更广泛听取意见，更公开决定政策，然后毫不犹豫地坚决执行。
去年十二月，发达国家承诺从2020年开始，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以资助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适应和减排工作。过去10个月里，由埃塞俄比亚和挪威的总理主持的，包括了尼古拉斯·斯特恩和乔治·索罗斯在内21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已经着手研究可行的机制将此承诺付诸实践。
今天，该委员会发布了其最终商讨成果，建议包括征收外汇交易税，依此每年可筹集20-270亿美元；以及航运航空税，每年可筹集10亿美元。
委员会还表示碳定价——无论是通过直接征收碳税或通过碳管制与交易制度 ——只要能稳定在20-25美元，将能有助于筹集300亿美元。而各国政府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则可省下30-80亿美元。
专家顾问总结说要取得这一成果以及实现国内减排承诺，还需要大幅增加来自私营领域的投入，并且引入碳定价机制。
这一报告得到了众多绿色环保组织的支持，他们相信报告会推动在本月底墨西哥坎昆举行的气候变化峰会上签署财政协议。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倡议的领袖Gordon Shepherd说：“联合国最高秘书处已经公布了他们的财政机制。现在我们期待政府能出台他们的政治机制，使资金能真正流动起来。”
乔纳森·波里特是英国环保专家、作家、前政府顾问，现任英国建筑公司Willmott Dixon的非执行董事。就绿化建筑产业的发展潜力问题，我对他进行了采访。
奥：建筑产业的能源使用量占了总能源使用量的三分之一。你认为该产业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吗？
乔：首先我们要了解“可持续”的定义。在碳、水、废物及建筑材料方面，建筑产业完全可以在未来几年内实现可持续的建筑。我们在英国还有一个目标，就是2018年实现非住宅建筑的零碳排放。
同时其他地方的做法也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激励。在德国等国家，我们已经开始看到“碳益”建筑，而相关的目标还一直在升高。许多公司现在正承诺类似“无废物运往堆填区”策略，参与到非常重要的废物最少化项目中来。价值观极度保守，长期受创新赤字的困扰。所以依靠各种法律干预作为主要发展推动力也就不足为奇了：包括楼房标准、健康和安全的各种规范等等。
英国要求大量建筑商在2016年实现住房建筑零碳排放，这比任何单项政策都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除了这种立法干预，就得依靠自愿评估体系，如美国的LEED和英国的BREEAM。这些针对可持续建筑的规定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开始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奥：目前在中国以至全球都已经有了足够多的绿色建筑技术的展示，那么如何才能进入大规模推广的阶段？我们准备好了吗？
乔：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没有任何理由不大规模推广可持续技术，不论是在新建筑还是老建筑。这方面并没有任何不能克服的技术壁垒。但是投资者并没有投入资金，政府也没有给低碳发展创造一个有实际优先的市场环境。不是指少数的地标建筑，而是那些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建造的主流建筑。
问题在于，如果不制定一个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定价（即全球每个国家排放每吨二氧化碳的价格），这一推广将继续止步不前。政府明白这是必须及时采取的行动，但仍然顽固地不愿采取进一步措施。
奥：许多全球的建筑设计公司正试图进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建筑领域。你如何能确认这一领域事实上能带来福利，而不仅仅是公关和展示工程。
乔：很多如今的“可持续工程秀”，实际是为了追求业界声望和打造建筑地标。对于那些建筑师和相关方以及所在城市的知名度自然颇有益处，抓住媒体头条和人们的眼球也无可厚非。然而这并不是这类建筑的意义所在。真正重要的在于这一建筑的可复制和可推广。这是面对这一挑战更脚踏实地的做法，也是未来成功的先决条件。铺天盖地的地标建筑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奥：在英国，推行有效的绿色建筑的立法非常困难。比如说，能源性能证书（一种销售房产强制要求的评估认证）遭到了巨大批评。你觉得其中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乔：问题在于，政府在推动绿色建筑议程的立场忽冷忽热，在这种摇摆中，他们卷入了许多不必要的政治和法规风险。只要看一下在全球针对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的争论就明白了。 很明显，教训在于透明和问责：这两项绝对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公共政策在实现短期政治权宜的同时，至少应该同样倾向于长期投资周期。这些教训很清楚：即更广泛听取意见，更公开决定政策，然后毫不犹豫地坚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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